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倒霉的人 (第2/3页)

百亿元规模。

    而此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为十二亿元，净资产不到七亿元。

    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

    不过，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四十四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八百四十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七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十四个土地报批申请。

    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当然了，宏观调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迫使高层动用这种手段的，也并非是戴国芳一个人，他显然不是惟一的一个进入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

    同年，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

    而在其他领域，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头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一百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有杂志在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企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过的重工巨头。”

    不过很显然，这段评论在日后读起来的时候，恍若前世梦语，留下的只是唏嘘。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旋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钢厂的第一座高炉很快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

    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自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四成多，创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七。此时，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浮出水面，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是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两千